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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教育科学”进入教育学分类
信息来源:《教育科学》杂志社唯一官方网站 发表时间: 2022/3/10 阅读数:381

“教育科学”进入教育学分类

摘要:“教育科学”这一概念,既受中国五四时期“科学”观念和教育学多元化趋势的影响,又受“科玄论战”和“教育崩溃”论争的波及,并与国内教育科学化运动的兴衰密切相关。教育科学概念在中国具有独特的形成过程,受美国实验教育学思潮的影响,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出现“教育科学”概念。此后欧美各国关于“教育科学”的论争被陆续引介到中国。在此过程中,“教育科学”与“教育学”“教育哲学”等相剥离,进入教育学分类,并成为大学的系科建制名称。20世纪上半叶教育学者对“教育科学”概念的认识对中国现代的教育科学概念形态产生了深远影响。中国教育学者对“教育科学”的认识深受“唯科学主义”的影响,在认识过程中受欧美多国熏染,“一名多实”的现象影响了中国教育学的分类,同时这些认识特征也反映了教育学在中国成为独立学科的急切呼唤。

关键词:20世纪上半叶;“教育科学”概念;教育学;教育哲学

“教育科学”与ScienceofEducation、Educa-tion我们现在提到“教育科学”的对应英文,《教育大辞典》中明确给出的是ScienceofEducation。但这一译名在民国时期并未达成统一。民国时期两本重要的教育类辞典《中国教育辞典》和《教育大辞书》均未收录“教育科学”条目。20世纪20—30年代,Sci-enceofEducation可直译为“教育科学”,也可能被译为“教育学”;aScienceofEducation和TheSci-enceofEducation可译为“教育科学”、“科学的教育”、“科学的教育学”[30]302,同时Educationalsci-cences、Education有时也译为“教育科学”。

罗廷光在《教育科学纲要》中解释“教育科学”相关英语词源,“用ScienceofEducation则译为教育科学,美人则简称之为Education矣”,“而今我们多称Pedagogy为教授学,Education(或ScienceofEducation)为教育学,并有时直接用新的教育学来代替旧的教授学”[28]4。在这个解释里,Education和ScienceofEducation都可翻译为“教育学”,也都可翻译为“教育科学”。戴景曦持类似观点,认为美国ScienceofEducation和Education涵义类似,都可译为“教育学”。[35]

这种认识在民国时期较为普遍。除了罗廷光与戴景曦,还有我国近代图书馆事业和近代图书馆学的奠基人之一杜定友。1922年,根据杜定友菲律宾大学的英文博士毕业论文出版的《世界图书分类法》,总目下设“200Education教育学”。[44]1925年改编为《图书分类法》,纲目中为“200EducationalScicences教育科学”,正文内容又为“200Education教育”[45]1;1935年改名为《杜氏图书分类法》,纲目中为“200教育科学”,在正文中则为“200Educa-tion”[46]。在他这三本书中,Education曾被译为“教育学”“教育”“教育科学”,即使在同一本书中,前后翻译也有所不同。

姜琦的解释较为详细,“就美国方面而论,它所有一切学术,大都以经验论为根据,以实验为方法,所以教育学者对于教育理论的书籍,辄用‘教育’(Education)来命名,鲜有采取‘教育学’(Pedagog-ics)一词作为标题。自挽近以来,美国教育学术界益趋于科学方法之研究,大部分注重实验、测量、统计、调查等,于是多采用‘教育科学’(ScienceofEd-ucation)一词来标榜。照美国教育学者的解释来看,他们认为所谓“教育原理”就是‘教育科学’(Sci-enceofEducation)之义,它与‘教育哲学’(Philoso-phyofEducation)一词相对举的。”[47]4-6,16姜琦的解释将Education与Pedagogics相对举,ScienceofEducation与PhilosophyofEducation相对举,Sci-enceofEducation与Education的分野相对清晰,“教育科学”的译名为ScienceofEducation。

1941年,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了国立编译馆编订的中英对照《教育学名词》,将Education译为“教育”,将ScienceofEducation译为“教育科学”[48]10,30至此,官方统一了教育科学的英译。但前期中英译名的不统一、不唯一也留下了中文“教育科学”一名多实的后遗症。

20世纪初,国人在引进教育学的同时,也引进了教育学的分类系统,莱因的分类是引进最早也是流传最广的一种。《中国教育辞典》(1928)和《教育大辞书》(1935)中的“教育学”条目,均收录莱因的分类法以说明教育学科的组成。[49]650,[50]1018莱因的“理论-实践(实际)”的分类方法对中国学者进行教育学的分类产生了比较强烈的影响,以研究对象为标准进行分类成为教育学分类的主流。[51]174在此基础上,孙振、傅继良、舒新城、陈科美、姜琦等不少教育学者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分类方法。

1927年,舒新城在《教育通论》中,将教育分为理论和实际,将“理论”分为教育哲学与教育科学两部分。[43]1061932年,姜琦曾将莱茵的分类法、日本田中义能的分类法及傅继良的分类法加以综合,将教育学分为教育哲学与教育科学两大部分[35],为一部分青年学者所接受。陈科美在《新教育学纲要》中,以教育科学为“纯理部分”的“横面”,主要包括教育心理学、教育社会学和教育统计学。1948年,王秀南将教育科学与教育历史、比较教育、教育哲学同列为“理论门”的组成部分,包括教育原理、教育社会学、教育生物学、教育心理学、教育测量学和教育统计学[52]。“教育科学”由此进入教育学分类体系。

“教育科学”进入教育学分类体系后,直到20世纪40年代末,与教育学性质的尚无定论相关,“教育科学”在教育学分类中的位置仍各家意见不一。有的说教育学“可分为理论的和实际的两种。前者又可分为教育哲学和教育科学。属教育科学范围内的,有教育史、教育心理学、教育行政、教学法、课程论、训育论、教育测验及统计等”[53];有的以为“教育学应该作狭义的解释,教育学以外,应该另有教育哲学,有的以为教育学应该作广义的解释,教育学就包括教育哲学与教育科学两者而言”[54];还有的认为“教育科学应同时包括纯粹教育科学(教育哲学)与应用教育科学两个方面”[55]。各家说法呈现内涵混乱、外延打架的乱象。

(五)“教育科学”成为学术建制

在中文语境中,将“教育科学”与“教育学”相对举的解释方式,直接涉及到作为“教育学”在清末已经确立的知识门类总称的地位问题。20世纪20、30年代,在教育科学化运动过程中,虽未形成规模,但已经出现了将“教育科学”作为知识门类总称的现象,并付诸实施。

在图书分类方面,1925年,图书馆学家杜定友在其著名的“杜氏图书分类法”中,将“教育科学”类置于其十大类的第二位,以200为标记。[45]1941年,广州市市立图书博物馆根据杜定友图书分类法,编印《图书目录》,其中“200教育科学”类下有“教育行政、管理训育、教科教材、教授法、教员、学校教育、社会教育、高等教育、特殊教育”[56]。正式将杜定友的图书分类法付诸实施。

在大学的制度建设方面,1932年,时任北平师范大学兼教育学院院长、研究院教育科学门主任李建勋撰写《北平师范大学研究院教育科学门一年之经过及今后之改进》,其中介绍,1931年9月,北师大研究院设教育科学门,目的在养成学生独立研究教育实际问题的能力,必修科目有教育研究法、教育测验、教育实验及高等教育统计;选修科目有学务调查、高等教育心理、课程论、教育哲学。“教育科学门之功用,一为培养学生之研究知识与技能,一为研究教育实际问题,以求适当之解决”[57]。之后,教育部因北平师大“名实不副”,令其“从事整顿”[58]88。时任北师大校长李蒸在《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整理计划书》提到“今后的整理方针”要取消原来的分院制,将全校分为“教育科学、语言文学、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四部”[59],在大学的学术建制中,“教育科学”正式取得一席之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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